弗洛里安·霍尔斯博尔是研究抑郁症问题的专家。他治疗过的病人中有一个球迷们非常熟悉的名字:德国前国脚代斯勒。几年前,代斯勒曾经在霍尔斯博尔那里接受过治疗。当时他的情况非常糟糕,很快就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。但在治疗中他放弃了轻生的念头,也给了许多抑郁症患者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。不过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27岁时就放弃了职业生涯,也让很多人扼腕叹息。关于自己的康复经历,代斯勒写了一本书,名叫《重回生命》。恩克自杀后,曾经有记者想采访代斯勒,想让他谈谈同病相怜的感受,但没有成功:代斯勒至今为止还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。
霍尔斯博尔说:“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,从企业高管到失业女工,全是这种隐形杀手袭击的对象。从统计数字来看,生活水平相对低的人更容易患上这种病。但近年来中产阶级中的得病率逐年上升,因为在他们中间流行这样一种观念:个人价值的实现要靠社会话语中强调的‘成功’来衡量。这使得他们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。”而在足球这个强调身体对抗的世界里,抑郁症也不像十字韧带拉伤、小腿骨折甚至感冒那样会直接影响到竞技状态。队医和教练常常对这种莫须有的病症不屑一顾。身边的队友与其说能提供帮助,不如说是潜在的嘲笑者。拜托,像个男人一样吧。
这种病正在威胁越来越多的人,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患者,就算治愈,患者体内也不会产生任何抗体,某一天他依然会陷入泥潭,而且比以前更深。在恩克的祖国德国,大约有400万名抑郁症患者。在全人类范围内,抑郁症患者的比例约为4%到5%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(WHO)的统计,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抑郁症的发病率持续上升,并且多集中在发达国家。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两种原因:一,人们的生存环境正在恶化;二,对抑郁症的认识和诊断达到了新的水平。
第一个猜测肯定不成立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抑郁症患者的人数并没有明显上升。显然,我们必须承认,抑郁症的危害如今正在越来越被人们所熟悉。虽然在德国国内,近年来的自杀率持续下降,但因抑郁自杀的人却越来越多。据专家估计,这个数字甚至接近了90%。
在所有的抑郁症患者中,只有30%到35%的人能够得到及时诊断,而治愈率仅在6%到9%之间徘徊。这对于如今的医学来说,简直是个耻辱。许多基层医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,他们在遇到抑郁症患者时最常见的做法是开出镇定剂的药方,然后打发病人回家。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做法,因为抑郁症患者和狂躁症患者恰好相反,他们温和谦逊、人畜无害,服下镇定剂后,他们只会更加不愿意出门。七分之一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在服用镇定剂不久后,会在几天内选择自杀。在欧洲,每年因抑郁症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因艾滋病、毒品以及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,是人们不得不正视的健康杀手。
但这些数据还停留在统计报告上。日常生活中,人们依然羞于谈及自己的抑郁,将之视为隐私的一部分。坦白自己的抑郁被认为是公开性格的软弱,没有一个男人会心甘情愿地承认。他们在人前表现得和常人无异,私下里却整日甚至整周躺在床上,用被子盖住头,泪水浸湿了枕头。电话响起的时候,他们害怕接听;有人按门铃的时候,他们心惊胆战。如果有人觉察到他们异样,问一句“你怎么了”,会让他们的心情再次落到谷底。坦白自己的抑郁,比抑郁本身还要可怕。这在抑郁症患者中,几乎已经成为共识。
霍尔斯博尔和他的同事已经在实验室里研究了近10年抑郁症,但依然无法洞悉它最核心的机密。他只能语焉不详地说,抑郁的程度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。但他无法下结论断定压力是抑郁症最大的罪魁祸首。许多健康人在生活中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,美国总统中也没有一个抑郁症患者。霍尔斯博尔近年来把研究重心转向了基因方面。他发现人在压力增大时,会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激素,随着血液在全身循环,此时体内基因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。健康人在压力消退后,体内皮质醇的含量会渐渐降低。而抑郁症患者恰好相反,皮质醇会继续保持在压力顶点的状态,而大脑中心负责恐惧、恶心的情绪的杏仁核体也会持续发送高强度的警报信号,让患者长期停留在紧张状态。皮质醇的大量泛滥除了会引起头晕、恶心等明显症状外,还会刺激大脑皮质的海马体。海马体是大脑的一个褶皱组织,负责近期信息的存储和转换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抑郁症患者会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充耳不闻,记忆力严重下降。
因为大脑的紊乱,患者其他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也会蒙上或多或少的阴影。恋爱、美食、喝彩这些在常人大脑里被设定为直接和“快感”相联系的事件,在抑郁症患者那里也遇到了障碍,据霍尔斯博尔估计,恩克自杀前几个月,已经无法享受了这些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快乐了。再多的欢呼也无法掩盖他内心的恐惧——他只是充耳未闻,他就像一只跛脚,走得越远,伤得越重。
头牌 恩克是卡恩、莱曼之后德国最稳定的门将,不但是俱乐部的头号防守悍将,也是球迷心中最佳
的世界杯人选(下图)。
抑郁症患者在求医前犹豫的时间越长,陷入泥潭的时间就越久。在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之前,抑郁的情绪很可能已经潜伏在大脑里相当长一段时间。家中亲人如果患有抑郁症,那么其他家庭成员被“传染”的可能性就会剧增,尤其是家人因抑郁症自杀后,家中其他人也很可能随他而去。随着霍尔斯博尔对基因的研究深化,他发现基因和抑郁症之间的关系千头万绪。像恩克这样病因单纯但却有很长病史的患者,多半会选择自杀。
但他还是没有回答最根本的问题:为什么A健康,B自杀?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?童年苦难、创伤记忆、还是日复一日艰难的生活?这位教授认为,在自杀者的心脏停止之前,一定发生过一件让他伤心欲绝的事情。
他说得没错。恩克死亡的地点距他女儿的墓地仅有200米。要知道,他死前沿着铁轨走了几十米。
恩克的女儿拉拉是一个先天性心脏病患者,从她出生开始,恩克的恐惧与日俱增。每天为了手术的结果担惊受怕,半夜里起来接医院的紧急电话,日复一日往返于病床和厨房之间,恩克有一次对着镜头说道:“这让人怎么受得了?她还不满两岁!”在经历了三次手术之后,拉拉没能挺过第四次。这是一次很小的耳部手术,但她再也没能醒过来。
如果你是恩克,你能挺过来吗?
不,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。恩克的父亲流着泪告诉媒体,在孙女出生之前,恩克夫妇就知道这个孩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,但他们不舍得放弃自己的骨肉。他们夫妇轮流值班,在工作之余陪伴女儿,就睡在她的旁边。两年内,这对夫妇再也没有同过床。
拉拉耳部手术那天,恩克从球场回到医院,像往常一样睡在女儿床边。次日早晨,他被护士查房时慌乱的声音惊醒:女儿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。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:“我就睡在旁边,为什么没有发现?”从此以后,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。尽管医生和护士反复劝说,就算他醒了,也无能为力。但他根本不可能接受医生的看法——他的海马体切断了所有的新信息。
而当6天后他重新登上赛场时,他还是以前那个稳如泰山的男人。现场三万多名球迷见证了恩克的归来。遵照他的意愿,球场内没有挂起悼念拉拉的横幅,因为恩克担心这样会影响比赛。除了这些,这个德国的周末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。恩克左扑右挡,直到下午4:07,汉堡前锋巴巴雷茨一脚势大力沉的射门,我们的主人公没有扑住。除此之外,他完全表现得像一个完美的门将。
虽然看起来脸色苍白,但他稳稳地站在了门线前。比赛结束后他就开车回了家。女儿死后才6天,他似乎从一个伤心父亲的角色中走了出来,和以前一样冷静、沉稳、不爱说话。
整个德国都在惊叹。报纸连篇累牍地赞美这个坚强得堪称德意志代表的男人,许多女球迷将他视为理想的丈夫。因了女儿的死,恩克居然成了英雄。这就是2006年9月23日,恩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。
这是多么坚强的一个人。
这是多大的坚持和隐忍。
这又是一个多么大的谎言。
恩克后来去找医生了。他也知道抑郁症并不是不治之症。现在主流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谈话疗法两种,它们均可以引导大脑的化学反应向良好的方向发展,但问题在于,很多患者在抑郁缓解之后,就认为自己已经康复了。许多自杀者在死前一周内,都还有在心理诊所的挂号纪录。对于轻度患者来说,一般药物治疗就已经足够。而对于病入膏肓者,则需要用大剂量药物先稳定住病情,辅以数周的谈话疗法,尝试降低患者心中的恐惧和负罪感。至于身体可能会产生的并发症例如口干舌燥、月经紊乱等并发症,也不能采用寻常的治疗方法。
谈话疗法常常很贵,精确到分钟的收费机制也让许多收入不高的病人望而却步。但它却确实有效。恩克一边吃药,一边在一位名叫瓦伦丁·马斯克的医生那里接受治疗,频繁的时候,他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诊所。马斯克的任务除了设法减轻恩克的负罪感和恐惧之外,还要找出他思维中的死结并打开,借以缓解病人的心理压力。恩克向他讲述过的最近一个例子是关于原定于11月14日进行的德国和智利之间的一场友谊赛的:在这场比赛的大名单上,没有出现罗伯特·恩克的名字。这只是一场友谊赛,主力门将需要更多的休息,而且主教练也正好借这个机会检验一下替补门将。勒夫清楚地记得,这些他都说了。但恩克没有听进去。他不恨勒夫,他只是觉得,自己不行了,不再是一线门将了。勒夫和他的同僚有没有可能在恩克死前发现一些蛛丝马迹?守门员教练科普克和自己的后辈之间有没有进行过深刻的交流?人们现在回忆起来,在巴塞罗纳的时候,恩克曾经说过“我的人生就像一个又一个悬崖的组合”,如果人们不是将此当成一句抱怨,那么恩克也许会活下来?
霍尔斯博尔否定了这种说法。“如果病人下定决心要死,你很难发现什么。他会刻意隐藏任何和自杀有联系的语言和行为,异常冷静地走向死亡。”他的病人中曾经有一名建筑师,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已经大为好转,他也曾经一度以为这个病人已经脱离了心魔,但就在从诊所回到家之后,这个建筑师上吊自杀了。
恩克在自杀之前,也没有任何人发现一点迹象。我好多了,我已经不用去诊所了,你们放心吧。在霍尔斯博尔看来,如果病人过分强调自己已经康复了,很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先兆。一方面恩克也清楚,自己是个重度抑郁症病人,而另一方面,他又像一个健康人那样生活。这样的人必须有专人陪同,24小时不离身。就算是出门买包烟,也不能离开半步。否则上一秒还笑容满面,下一秒就可能魂飞天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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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女拉拉死后,恩克收养了一个弃婴,名叫莱拉。他和妻子特蕾莎都将这个孩子视若己出,百般疼爱。这个信息也让他的父亲和医生倾向于认为,他已经迈过了丧女之痛。但只有妻子特蕾莎知道他的真实感受:“有一次他沮丧地说:‘如果人们知道这个女孩的养父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,他们会怎么想?’他因为自己的病而自卑,害怕收养机构因为这个原因收回他的抚养权。”
这怎么可能?收养机构不是克格勃,怎么会去调查连每天见面的队友都不知道的隐秘?就算他们知道了,也不能因此夺走这个男人对孩子的抚养权。但无论妻子怎么说,恩克都不相信。
他越是将莱拉看成自己的孩子,就越怕她重蹈拉拉的覆辙,一觉醒来就告别了人世。每天恩克离开家门去诊所的时 候,特蕾莎都相信医生会让自己的丈夫放宽心。但恩克从没有说。这个病人已经学会了隐藏那些他不愿意面对的东西,他也许看到了悬崖有多深,他知道医生也无能为力。
许多自杀者在行动前,都会反复斟酌要不要就此放弃生命。最后让他们下定决心告别人世的通常是一个突发事件。在调查了许多自杀未遂者之后,霍尔斯博尔得出结论:许多人在死前三个小时之内都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。而卧轨这个自杀方式在这个心理学家眼里,并不是很常见的死法。许多人会选择服药,也有人打开煤气。对于自杀有充分准备的人通常会顾及到自己死后亲友的感受。想想一列火车碾过身体血肉模糊的场景吧:对于火车司机,对于妻子和父亲,以及莱拉,这是一个怎样的噩梦。
那么,选择卧轨真的不是一时冲动吗?恩克自杀前一周,他的父亲正在外地度假。特蕾莎觉得自己的丈夫有点不对劲,便给公公打电话。德克·恩克本想和自己的孩子谈谈,但恩克的一条短信让他打消了这个想法。这条短信至今还在老人的手机里:“不,爸爸,我没事,今天就能去训练。你不要为了我提前结束自己的假期。我会内疚的。”
德克·恩克回来后,找到了自己的儿子。“我们明天好好谈谈吧。”
“不,爸爸,我明天不想谈。”
“不行,你明天必须和我说清楚。”
“我说不清楚,明天我什么都不想谈。”
自杀前的一天,恩克向自己的妻子撒了谎。他声称去球场训练,但那天并不是训练日。他极有可能独自去自杀现场静坐了一下午。
追思 11月15日,超过30000名球迷在汉诺威参加悼念恩克的活动。
在他给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封信里,恩克向所有人道了歉。他说他不想欺骗大家,但是为了自杀,他没有选择。
在德国人的印象里,他们的国门是一个坚强的人,但可惜这个世界太残酷。在32年的生命里,他同时过着两个人的生活。他不想这样,但他必须是球场上精密运转的机器,哪怕回到家后,在妻子怀里痛哭。
德克·恩克的右耳聋了。任何和他儿子死亡有关的问题,他只能听进去一半。不知是因为悲伤还是年老,他眼角的皱纹格外的多。他和儿媳一起操办了儿子的丧事。这不是一个失败的心理医生,他只是一个父亲。儿子的死让他沉默寡言,对这个世界丧失了信心。他现在想做的只有一件事:给勒夫打电话,希望他不要因为恩克的死背上沉重的心理枷锁。
他最后打没打,谁也不知道。
勒夫听进去没有,也没有人知道。 ▣